为甚么要信仰耶稣？
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在汉口广播讲演
我们要实行新生活，不仅要有新的精神，还要有新的生命。这新生命必须要有耶稣博爱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才能获得。
「人生不能无宗教之信仰」这句话，是我去年在耶稣受难节，向美以美会致词中的第一句话，也是我近十年来讲经修道体会心得的警句。但是，信仰与迷信是完全不同的，大家要知道，迷信绝不是信仰，而真正有信仰心的人，亦不会误入世俗之途。我所以常说人生如无信仰，则万事不成，但是人生有一迷信，亦无事可成，故人生不可无信仰，但不可有迷信。现在世人对于信仰当作迷信，而对于迷信反当作是信仰，因为信仰与迷信的意义分不清楚，所以反对迷信的人，连到信仰亦不要了。大家要知道，各种事业的成就，尤其是在担任革命事业的人，迷信是不可或有，而信仰是不可不有的；况当此世衰道微，人欲横流，尤其是我们国家破坏，人民痛苦，被敌人屠杀奸污，民族几频沦亡的时候，若没有坚决的信仰与必胜的信念，何以挽救这滔天的劫数，抵抗这万恶的敌寇呢？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打破一切迷信，而另一方面，更要积极地提高信仰。譬如我们能信仰三民主义，就能实行三民主义；因为深信三民主义的真理与正义所在，无论敌寇如何凶横强暴，决不能灭亡我们中国。所以我们毫不畏惧，这种毫不畏惧的心理，就是大无畏的精神，就从信仰上得来的。明天又是耶稣复活圣节，今晚承中华基督徒全国联合会邀我向全国同道广播讲演，我要承着去年的讲题，作进一步的证道，特选定这个「为什么要信仰耶稣」的题目，同各位说明一下。
第一，因为耶稣是民族革命的导师，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正是犹太民族日趋衰弱，饱受罗马帝国蹂躏压迫的时候；若是看到历史上的记载，可以说当时犹太民族受他敌人凶横残暴的痛苦，无异于奴隶牛马，凡是生杀予夺的权柄，完全操在罗马人的手中；而当时犹太民族的自身，不但没有反抗的表示，并且连反抗的意志都消沉尽了。所幸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位民族革命的导师耶稣基督应运而生。你们都知道，耶稣不是一位贵族的子弟，他无权无势，也不是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里，他更没有受世俗所谓高等的教育，他是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劳工家中，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；可是他因为目擊他的民族快要沦亡，他的鼻祖亚伯拉罕的后代快要被敌人消灭，他就毅然决然将复兴民族的重担，任在他自己的肩上，抱着摩顶放踵的精神，立定奋斗牺牲的决心，来救他的民族，进而救世界和人类。于是率领他的信徒，从埃及周游各地，藉着传道行医，和他天赋的智慧与无穷的辩才，到处以真理公义与生命三大要旨，去唤醒民族，领导民众，来创造这个民族革命。
第二，因为耶稣是社会革命的导师，一个民族衰弱的原因，固然很多，但是民族的生活和经济，不能振奮，不能合理化，确是一个最大的原因。所以凡是从事民族革命的人，莫不先将社会的黑暗颓废紊乱私心贪污刬除净尽，然后以新的精神来创造新的生活，使之充实，发展，向上，来求民族的解放。耶稣当时也因为看出要复兴他的民族，非先从社会革命着手不可，所以耶稣对于社会一切恶势力，尽力攻击，一切坏习惯，尽力刬除；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一般沉沦的民众，因着他的领导，他的教化，能够脱离黑暗，做一个新民，建树起革命的基础。所以，我说耶稣是一位社会革命的导师。
第三，因为耶稣是宗教的导师，耶稣又看到当时宗教的腐败和迷信的恶习，一般文人祭司民间的长老，一味剥削民众，民众又一味的迷信晏安，只知自私，而对于教会的专制仪式的虚伪，更使他痛心疾首，耶稣认为教会这种迷信和虚伪的旧习，如不彻底刬除，决不能使垂亡的民族醒过来，更不能使宗教真正的精神发扬出来，提高起来。所以他常常抨击十字街头的祷告，竭力反对宗教愚弄人民，压迫社会的恶势力，甚至赶出殿里各种贩子，推倒兑换银钱桌子。他且用譬喻的方式，斥责凶恶的地主，质间收税的污吏，讥刺吝啬的资本家，这种事实，无一而非要将教会的黑暗引入光明，从颓靡的精神引入振奮，从紊乱的生活引入严肃，从贪污的行为引入廉洁。这种改革宗教滁除污秽的工作，是何等重要，是何等艰巨；但耶稣的能毅然决然，不顾一切，要把当时的宗教社会，从万恶中拯救出来，要把当时的民众，从昏迷中唤醒起来。所以我说，耶稣是一位宗教革命的导师。
我常常研究耶稣革命精神的基础，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我体会他的基础，完全是在他「博爱」的精神，他要把这种「博爱」的精神来驱逐人类污秽的思想，不平的制度，使人人能享受天赋的人权，自由平等幸福，他以为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所以他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，患难相共，疫病相扶，国与国之间要提倡和平与公理。所以他一生反抗强权，主持正义；而又以慈悲为怀，扶助弱者。他的言行处处可以显出博爱的真理和革命牺牲的精神所在。我會说过，「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，决不放弃和平，牺牲既到最后关头，决不再惜牺牲」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几年来，我在努力工作之余，會经提倡了几个社会运动，其中最显著而有普遍成效的，可以说就是新生活运动。但是，我还觉得这个运动中间，容易偏于外表，而忽略了内心；容易注意物质，而忽略了精神。其缺点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人们误解了新生活运动，以为只有新的生活，而缺乏新的精神；所以推之则动，不推则停。其实礼义廉耻就是新的精神，实现了这新的精神，才配得上说新生活。所以今天另有一点新的贡献，就是说：我们要实行新生活，不仅要有新的精神，还要有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生命必须要有耶稣博爱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，才能得到这个新生。
总之，耶稣的精神是积极的，是牺牲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和平的，是向前的，是奋发的，而且是无往而非革命的，我们当此国难严重之时，适逢耶稣复活圣节，亦就是「精神不死」的确证。凡我同道，应更感受「重生」的意义，抱定牺牲的决心；更要以耶稣为我们人生的目标，要以耶稣的精神为精神，共同一致向着十字架勇往迈进，以求人类永久的和平，与中华民族的复兴，而促进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实现；亦就是实现耶稣理想中的天国，这样，方足纪念耶稣复活的圣节，才不愧为总理的信徒。
这篇 1938 年（民国二十七年）汉口广播讲演，诞生于全面抗战相持阶段前夕，彼时南京已然陷落，武汉成为战时政治、文化与宣传中心，国土沦丧、民众士气承压，民族生存面临严峻考验。演讲者刻意跳出单纯的宗教布道范畴，将耶稣重塑为民族、社会、宗教三重革命导师，提炼博爱、牺牲、反抗强权的精神内核，并把基督教信仰、三民主义与新生活运动相互嫁接。其核心目的十分明确：在国家危亡之际，借助宗教信仰的精神感召力，区分信仰与迷信，呼吁国人树立坚定信念，破除萎靡风气，凝聚全体民众的抗战斗志，实现救亡图存、复兴民族的目标，是抗战时期官方整合多元思想、开展精神动员的代表性舆论作品。
从思想与历史视角来看，文稿试图融合宗教、政治、社会运动三类理念，在特殊战乱环境下发挥了提振人心、团结社会力量的现实作用，也反映出当时执政者希望借助民间宗教影响力巩固统治、推进社会改造的思路。但同时文章存在明显的刻意附会与理论混搭问题，强行将宗教人物形象套用于近代民族革命框架，混淆了宗教教义与政治纲领的本质区别；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宗教精神，也弱化了全民抗争、制度变革等核心力量，体现出其思想层面的局限性，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交织混杂的时代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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