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12月的南京，一名国军工兵营长为了躲避搜捕，逃进寺庙剃度当了和尚。日军搜查时看出了破绽，端着刺刀逼他当场背诵佛经。生死关头，他双手合十，结结巴巴地念出了一部《心经》。
这名营长叫钮先铭，时年二十五岁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工兵营少校营长。
12月12日，南京城破。日军的炮弹砸在城墙上，火光冲天。教导总队第二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指挥肉搏战，身负重伤。
撤退到挹江门时，城门洞里挤满了逃难的军民。谢承瑞被拥挤的人群踩踏，大口吐血。
临死前，他死死抓住钮先铭的胳膊：“活着过江，帮我照顾妹妹谢承美。”
钮先铭点点头，转身冲向长江边。
江面上没有一艘船。远处的下关码头，日军的机枪正在对着江水里泅渡的人群扫射，江水被成片地染成红色。
钮先铭顺着江岸往上游跑，躲开两支日军巡逻队，一口气跑到了幕府山下的永清寺。
他用力砸开寺庙的大门，开门的是老和尚守志。
守志看了一眼钮先铭身上的血迹和军装，一句话没问，一把将他拉进院子，反锁上大门。
守志把他拉到后院的柴房，按在木墩上，拿出一把剪刀和一把剃刀。剪刀贴着头皮绞下大把的头发，剃刀在磨刀石上蹭了两下，直接刮向头皮。
几分钟后，钮先铭的头发被剃得干干净净，头皮上渗出几道血丝。守志扔给他一套灰色的旧僧袍：“换上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徒弟，法号二觉。”
第二天上午，大门被一脚踹开。
一名日军曹长带着十几个端着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冲进永清寺。日本兵用枪托砸开大殿的门，踢翻了香炉，把几个躲在佛像后面的难民拖出来，当场用刺刀捅死。
寺里的和尚被全部赶到院子里，站成一排。钮先铭低着头，站在守志和尚的身后。
钮先铭的手心全是汗。他不仅是国军少校，他还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法国圣西尔军校留学，听得懂这些日本兵说的每一句日语。
曹长提着带血的军刀，顺着队伍挨个查看。走到钮先铭面前时，曹长停下了脚步。
曹长盯着钮先铭的头顶。那上面有剃刀刚刮过的青茬，头皮的颜色比脸上的皮肤白得多。
曹长转头叫来汉奸翻译：“问他，为什么头皮是新剃的？”
翻译官指着钮先铭的鼻子问话。
钮先铭双手合十，低着头回答：“兵荒马乱，三个月没顾上剃头，昨天刚剃的。”
翻译官把话翻给曹长。曹长冷笑一声，猛地拔出腰间的手枪，顶在钮先铭的脑门上。
“太君说你长得精壮，不像和尚，像当兵的！”翻译官大喊，“太君让你当场念一段佛经，念不出来，立刻枪毙！”
枪口冰凉。钮先铭闭上眼睛。他是个军人，根本没读过佛经。但他想起了小时候，母亲每天在家里烧香拜佛时念诵的经文。
钮先铭张开嘴，声音发涩，结结巴巴地念出声来：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……”
他的语速很慢，中间停顿了好几次。
“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……”
曹长不懂佛经的具体意思，但听出了经文的韵律和常见的佛教词汇。他听了一会儿，觉得有些不耐烦，把手枪插回枪套，挥了挥手。
翻译官喊道：“行了，别念了，太君说你们老实待着！”
日军转身走出了寺庙。钮先铭睁开眼，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。
几天后，日军在幕府山一带搜查得越来越严。守志和尚找来一套平民衣服，让钮先铭换上，趁夜把他转移到了城内的鸡鸣寺。
鸡鸣寺的主持收留了他，钮先铭在这里一躲就是八个月。
这八个月里，南京城变成了人间地狱，但鸡鸣寺却成了日军官兵闲暇时游玩的景点，每天都有日本兵来寺庙里烧香拍照。
钮先铭为了生存，在寺庙的柴房里找了一块平整的废木头，向老和尚借来一把修脚刀。
他坐在台阶上，用修脚刀一点一点地在木头上刻下了“古鸡鸣寺”四个字，做成了一方简易的木头印章。
每当有日本兵来游玩，钮先铭就拿出一叠黄裱纸，蘸上红色的印泥，重重地盖上“古鸡鸣寺”的印章，当做护身符卖给他们。
日本兵接过黄裱纸，掏出军票和硬币递给钮先铭。有的日本兵还会摘下军帽，恭敬地对着这个“中国和尚”鞠一躬。
他们根本不知道，眼前这个卖护身符的和尚，是他们满城搜捕的国军少校营长。
1938年8月，南京城内的盘查稍微松懈。
钮先铭在地下抗日组织和寺庙僧人的掩护下，混入难民队伍，逃出了南京城。
他一路向西，步行了几个月，终于在重庆找到了国军大部队，重新穿上军装，回到了抗日战场。
到了重庆后，钮先铭找到了谢承瑞团长的家人。他兑现了在挹江门前的诺言，娶了谢承瑞的妹妹谢承美为妻。
抗战胜利后，钮先铭将自己在南京出家避难的八个月经历写成回忆录。
作家张恨水看到后，以此为原型，创作了轰动全国的抗战小说《大江东去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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